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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派系在青海的斗爭
來源:      作者:薛文波

    
  (薛文波:作者時任國民黨青海省黨部執委會委員兼書記長)
  
  一
  
  
  國民黨在青海的正式活動,開始于1928年冬CC系的田昆山。田以甘肅省西路黨務視察員名義,先成立辦事處,旋又改為青海省黨務籌備處,是為國民黨在青海設置省級黨務之始。后來為馬步芳豢養的中央政治學校畢業生馬紹武,以國民黨青海省黨務特派員的資格,主辦了青海黨務。馬既是CC系正派人物,又是馬步芳的親信,左右逢源,青海便成為CC系的重要基地之一。馬紹武度量狹隘,雖是同一派系的人,利用馬步芳的勢力,也是矢志排擠,不遺余力。以致先后派到青海的CC系分子,都不能長久呆下去,紛紛離職。因之國民黨中央對青海黨務人員的派遺,一籌莫展。不久,特派員辦事處改組為省黨部,馬紹武仍主其事,國民黨中央想“以回制回”,派馬煥文為省黨部書記長。馬是河北省定縣回族,屬于CC派系另一支張厲生為首的成社分子,即遭到馬紹武和郭學禮、謝士英等的攻擊,不久離青。其時朱家驊為染指青海,派王文俊為中英庚子賠款委員兼任青海設立的湟川中學校長,是為朱家驊系在青海活動的第一人。王是湖北人,留德學哲學。在辦學期間,受盡了委屈。1934年3月,國民黨中央改組青海省黨部,朱家驊時任中央組織部部長,派我任執委兼書記長,自然是在青海朱家驊系的一分子。朱家驊本是CC系骨干,由于從各方面招納力量,便在國民黨內部逐漸成了自己的一個新派系。朱家驊以不足與CC系陳果夫、陳立夫對抗,朱就聯絡接近蔣介石的權要人物戴季陶以自固,因之又稱為戴朱派。
  
  朱家驊是德國留學生,回國后一帆順風,扶搖直上,曾任北京大學教授、中央大學校長,還擔任過浙江省政府主席,國民黨中央執委會秘書長、組織部部長。他網羅的人物,大半是留德學生。當時戴季陶高唱“開發邊疆”的調子,朱也亦步亦趨,并收攬了一些民族宗教人士。據我所知,有蒙古族的李永新,維吾爾族的艾沙、馬賦良,回族的楊敬之、吳正桂和我。朱家驊既形成了國民黨內部的一個派系,自然引起了內在的斗爭。在二陳看來,以朱自成一系,分庭抗禮,勢必除之而后快。而朱以羽翼已成,不甘示弱,及時展開反攻。因之兩系雖同出一源,卻彼此傾軋,勢如水火。積時一久,一談到CC系就意味著是二陳直接領導的一個派系。朱家驊系的分子也就將自己一系來自CC系的老根子沖淡。CC系本是蔣介石最倚賴的派系,當時流行著“蔣家天下陳家黨”的說法,可以想見其親近和重要性。為什么蔣又讓朱家驊出人頭地,自成一系?原因是蔣為利于自己的統治,不惜以朱制陳,唯我是用,如果下面沒有矛盾,倒使他不安于位。那時蔣的對外政策,也不是一味投靠美帝,還想走德、意法西斯路線。朱是留德學生,對朱的重視,也是傾向對德路線的啟示。朱之得以自立派系,便成為蔣全盤計劃中的一個組成部分。朱家驊為求政治上的發集,自然要與CC系對立。朱系的成員也為了自己本身的攀龍附鳳,飛黃騰達,不惜搖唇鼓舌,各顯其能。以致針鋒相對,勢不兩立。某次朱的部下田培林對朱說:“陳家對我們施行壓力。”言次非常氣憤。但朱指責田說:“年輕的同志說分派分系,倒也罷了。像你這樣的老同志也人云亦云,很不合適。”可以想見朱在與CC系對立中所取的政治態度。平時朱系為對抗二陳,往往與復興社聯成一氣,壯大聲勢。它們彼此間的矛盾雖不因此而松懈,可是一遇到與CC系矛盾,便站在一條戰線上。在青海出現的一件事實是:朱家驊系遭到CC系的攻擊,復興社立即合作,朱家驊系的王文俊出任復興社分子為中心的三民主義青年團青海支團部干事長,就說明了朱系與復興社的密切關系。
  
  二
  
  1939年我訪問近東、中東各伊斯蘭教國家歸來,任軍委政治部中校部附。經楊敬之的介紹,朱家驊批準我入中央訓練團受訓。并由曾養甫和梁寒操介紹,加入了國民黨。朱當時兼任訓練團黨務處長,個別談話中曾談到艾沙等人都是他的學生,朱對我表示好感,我也就以他的學生自居。訓練團結束后,任我為中央黨部秘書處特種經濟調查處的總干事。1940年10月,組織部交際科長馬賦良透露一個消息,他說:“朱部長打算派你到青海工作。”我一時感到這個消息太突然了。幾天之后,朱家驊果然對我說:“派你到青海去。當然,在那里工作是比較困難的,過去派了幾個書記長,都和馬步芳處得不好,先后回來了。我想你去很合適。”我就回答說:“別人做不好,我也怕做不好,在青海我又沒有一點人事關系,感到很孤單。”他沒等我說完,就站起來說:“已經決定了。”不容分說,就把我送出客廳。過了幾天,又叫我去談話。我又提請考慮另外人選,朱很不高興地說:“這是黨的命令,必須服從。你只要把黨的牌子亮出來,就很好。”還指出:“馬步芳和中央貌合神離,要幫助他像個邊疆大員的樣子。”隨后正式任命我為青海省黨部執委會委員兼書記長。許多人都認為我只有一年多的黨齡,居然一躍而為一個省黨部的負責人,真是很少見的事情。我和一些回族朋友商量,認為西北畢竟是回族較多的地區,能夠多住幾年,可以打出一條回族活動的路子。有一位朋友說得更具體,他說:“馬步芳是個回回,我們同族同教,不幫他還幫誰?”這個話確實打動了我。唐柯三先生還囑咐我“少露鋒芒,別叫嚷回族運動,以免惹禍。”當年12月,我離開重慶前,組織部秘書主任王啟江問我:“你對黨義有無研究?”我說實話了:“沒有好好讀過,倉卒間想讀也來不及。”這時朱家驊已打電報給馬步芳,介紹我曾到過近東回教國家,以增加我的身價。以后我聽說馬步芳不過置之一笑而已。其時中國回教救國協會理事長白崇禧也給我寫了介紹信,并叫我去安心工作。路經蘭州時,西北長官公署交通處處長拜偉介紹我見了朱紹良,朱對我說:“在青海工作要謹慎。環境固然困難,但個人的做法也有關系。馬煥文去任書記長不能呆住,就是一個例子。”我到青海后沒有受到歡迎,就住在原是一座古剎的省黨部里。省黨部的人員都有家,顯得我孤凄單調。平時沒有什么具體工作,時間就消磨在圖書館和湟中公園。早晚孤獨一人,百無聊賴,這種恬靜的生活,就像苦修僧一樣。我看這種擺布,不過是使我受不了奚落,不想走也就走了。可是想起了白崇禧、朱家驊不要我老早就回來的囑托,又怕朋友對我譏笑,就咬著牙根忍受下來。究竟怎么辦?于是多次向省政府秘書長陳顯榮接洽,要求見馬步芳,不久馬就接見了我。初次會面,看到馬步芳留著伊斯蘭教式的長胡須,穿長袍,戴回族慣用的黑緞平頂帽,簡直像個伊斯蘭教的阿訇。人們都說青海民族宗教氣氛重,看來果然不錯。他對我說了些客套話,我將白崇禧等的介紹信交給他。當時黨政機關的負責人滿座,馬步芳態度灑脫,隨說隨笑問我:“朝過麥加圣地么?”我回答:“朝過一次。自己的宗教遵守還不夠,將來再去一次。”馬對我“再去一次”的說法,大笑起來。因為做為一個伊斯蘭教徒,對朝覲圣地只有忠誠篤信。再去一次,就掩蓋了嚴肅的意義。但在會見的整個過程中,還不是處于窘迫的僵局,我在思想上自然很輕松的。我既不能因環境難處而回去,就只有適應環境。我看到自己的服裝和大家不一樣,就把原來的西式皮大衣和水獺帽換成蘭嗶嘰制服和藏羔皮冬帽。一舉一動,也模仿著他們。開始還不習慣,日久成為自然,這就從服裝和行動上與大家打成了一片。我表面上是這樣的裝憨,事實上隨時檢查自己,警惕自己,更加小心翼翼。馬步芳漸漸察覺到我的言行謹慎,觀感一新。我由初來很難見到馬步芳,轉化為經常可以接觸,并且與省政府委員、廳長混在一起。朱家驊系的王文俊也不那么孤立,我從中替他做了些工作,每逢召開大會或宴會時,王也被邀參加。朱家驊為壯大自己在青海的派系,發表王文俊兼任省黨部執行委員。王與朱家驊的關系比我密切,我幫了他,他也幫了我。我有些事不好向朱直接說,王卻替我轉圜。有時我遭到非議,王為我遮風擋雨,得到了朱的諒解。
  
  當時社會上流行著兩句話:“以黨統政,以政統軍。”其實這是一種譏笑的說法而已。特別是青海的實際情況正好倒轉過來,槍桿子的力量高于一切。馬步芳是唯一的獨裁者,所有重要部屬,都是他在軍隊中培植起來的。省政府的委員和各廳廳長,是馬步芳一手保薦的,國民黨中央不可能另派一個人來。雖有個別人來擔任廳長,也是在政治上有一定的渠道和淵源。省黨部領導人員,名義上國民黨中央派遣,實際上也是由馬步芳控制,既不能與軍隊骨干相比,也與省政府人員有很大的懸殊。在我任省黨部書記長期間,似乎與廳局長處于同等地位,但僅僅是個表面現象,聊以備數罷了。因此有些人不甘寂寞,雖想擠到省政府去,那是極不可能。因為那些地位不是隨便安排人的。馬步芳是省黨部執委會主任委員,他不經常到省黨部來,可也不是大撒手不聞不問。處理重要公文的時候,必須要向他請示,得到他的點頭。他沒有固定性的辦公時間和地點,只是一聽到主席辦公,我便收拾公文,急忙跑到預定的地點,或是省政府,或是軍部,或是其他地方。此時各部門的負責人,按著次序,將應辦公文內容讀給他聽,根據他的意見,一一寫好,然后簽上他的私章,歸來后再分別處理。省黨部的經費,每月由國民黨中央直接匯出,但由馬步芳控制的軍部財政單位經手,然后轉到省黨部。我們只是領自己的工資,無權過問全部經費,也不敢過問這些事。我的處境雖比初來時好得多了,但沒有擺脫內部人事的排擠。當時省黨部只有我和王文俊是屬朱家驊系的,大多數是CC系分子馬紹武、謝士英、郭學禮、李洽、翟玉航等。除翟是田昆山的部下外,其余出身于中央政治學校,以馬紹武為首腦。我和馬派系不同,由于都是回族,初期相處還好,否則早被排斥出來了。李洽、謝士英挾有回、漢成見,對外來的派系不同的回族書記長,看成眼中釘,不斷造謠中傷,我只得泰然處之,免卻了滋生事端。馬紹武是執行委員,同時抓住監委會工作,自立一個辦公室,依靠親信,隨時在盤算我。大部分職員是CC系分子,或接近他們的,只有極少數人超然無派。省黨部工作既為CC系包辦,我這個書記長就成了孤立無依的光桿人物,無能為力。事情還不至此,又引起了另外的奚落,省政府公然通知我每天早晚帶省黨部成員到小教場(今省人民政府)舉行升降旗禮。后來馬步芳停止了我們這個風雨無阻的差使。時間長些了,我的社會地位有了變化。那時青海政治局面的特點,誰能接近馬步芳,誰就能活躍起來。馬紹武想不到我和馬步芳的關系由冷淡而親近,更引起了CC系對我的戒備心理。我為什么做到了這一步,主要是向國民黨中央送工作報告,或對外通信,一貫是替馬步芳吹噓,從來不說他的壞話。那時省政府秘書處派員經常檢查郵件,積時一久,馬步芳覺察到我的作為,對他有利而無害,開始信任了。我就聽到馬步芳對人說:“老薛是個好穆民,是我們團體里的人。”說真的,我的主導思想是,國民黨中央利用我“以回制回”,我卻做到了“以回幫回”。更重要的是,馬步芳知道國民黨中央內部有派系的傾軋。馬紹武自恃在中央和地方之間舉足輕重,未免恃寵而驕,使馬步芳恐其故弄玄虛,老大不安。現在朱家驊系的政治路線在青海對抗CC系,顯然有利于自己的統治,樂得為我所用。這也說明朱家驊系在青海不能發展和難以發展的情況下,才得到存在和活動的根本原因。
  
  三
  
  朱家驊系在青海站住腳了,而且漸漸走向穩固的地步,朱家驊是很高興的。為了壯大力量,又派來李燕云擔任省黨部執委會執行委員。李的父親本是老牌CC系在河南的一顆重要棋子,可是他接近朱家驊,卻變成了朱家驊系的分子,他為朱家驊奔走效力,經常攻擊在青海的CC系,以標榜朱家驊系與CC系的對抗。這種情緒偏激的做法,給CC系以可乘之機,成為朱家驊系在青海與CC系斗爭中形成不利趨勢。王文俊那時以學者的姿態,不露鋒芒,看來相當無事,其實也是馬紹武攻擊的目標。我對派系斗爭本來不感興趣,而且抱有自己的打算,盡可能地避開正面沖突,但也逃不出馬紹武攻擊的視線,處境自然是相當困難的。
  
  朱家驊系在青海的對手馬紹武,在二陳和馬步芳雙重背景之下,充滿個人野心。馬步芳對他既倚重,又警惕,馬紹武為穩住自己的陣角,雖不斷對馬步芳表示忠誠,但他憑借的二陳后臺,始終使馬步芳不那么放心。他的幫手郭學禮、謝士英、翟玉航、李洽等人,也同床異夢。郭、謝、翟平時雖然一味服從,一旦牽扯到個人的利害,做法又各不相同。李洽這個人變化無常,危險性大,我們既設防,馬紹武也認為不可靠,對李警惕。馬紹武由于唯我獨尊,先后把國民黨中央派來的書記長,都運用陷害伎倆排擠出去,鬧得不歡而散。因之,許多人認為馬步芳一關好過,馬紹武一關難過,沒有人敢于再來青海。朱家驊系的其所以插足青海,原因雖然是多方面的,但馬紹武本身形成的弱點,也是重要原因之一。正因為這樣,馬步芳樂得鷸蚌相爭,漁人得利,就利用朱家驊的對抗力量,以鞏固自己的統治。
  
  當時國民黨在青海的派系,如上所述的CC系、朱家驊系,還有一個復興社。復興社主要是企圖滲入到馬步芳的軍隊中去,可是馬步芳的部隊始終保持著凈化的特點。復興社在青海的分子,不論資歷和實力,都是微不足道的,沒條件也不可能混進這個封建軍閥的部隊里去。據我了解,最早來青海的復興社分子是原春輝。原是河南人,在青海逗留的時間相當長,只是在省黨部擔任了一個科級職務。在職期間,既受到CC系那時任特派員方少云和書記丘咸的排斥,也為馬步芳所蔑視,可以說庸庸碌碌,聊以備數。后來三民主義青年團青海支團部成立,在王誠系的支持下,原勉強擔任了該支團部監事會監事長。那時全國范圍內的三青團組織,大都是青一色的復興社分子,唯獨青海三青團的組成人員卻復雜得多。干事會干事長本應復興社成員出任,可是由朱家驊系的王文俊擔任了。朱家驊系在CC系的攻擊下,就與復興社聯合,復興社分子以勢孤力單,自然擁護王文俊的號召。馬紹武是CC系在青海的魁首,設法又把CC系分子塞進支團部,占據了科長、秘書以下的職位。其中也還加雜了些馬步芳地方系統的昆侖中學系的分子。由于人事的復雜交錯,馬步芳能隨時獲得該團的內部活動資料,從而了解到該團有一股反對他的潛在勢力,為時不久,便利用改組機會,終于由馬繼援擔任干事長,劉呈德擔任監事長,把三青團青海支團部控制起來了。復興社在青海的工作人員,還有賀衷寒派來的哈世昌。哈是江西人,回族,賀想利用哈與馬步芳同族同教的關系,派為馬步芳領導的第八十二軍政治部主任。哈資歷淺,到職后馬步芳便把他安置在府門街文昌宮一座古廟里,只能駐在城里,不準與部隊接觸,隨之轉而向市面開展社會宣傳工作。賀衷寒來青海視察時,對馬步芳婉言勸說,要求政治工作的中心是部隊,讓哈到駐軍區的東郊樂家灣工作。馬步芳遂令哈將政治部遷往樂家灣軍區,派士兵在僻靜處修建了居住的一處大院落,無形中把這個政治部拘禁住,即使哈世昌本人因公入城,也得向軍部參謀長請假,開具出入證,才能行動。對政治部官兵的要求,就更加嚴格了。社會工作既已停止,部隊工作又無從談起,哈世昌猶如籠中之鳥,無可奈何,為求自己的安全和提高自己的地位,多次向第八戰區政治部主任曾擴情敘述苦衷,曾就批準哈以原級的中校主任,佩戴了少將的符號,馬步芳對哈更加憎惡,迫使哈世昌不惜卑躬屈節,與馬步芳的獨子馬繼援訂為金蘭之交,使其更不能擺脫馬步芳的挾制。隨后政治部主任一職,馬步芳另派人取而代之。又有一個姓黃的湖南人,被派到部隊來工作,馬步芳大事招待一月之后,派人送去一份重禮和路費,黃趕忙離開西寧了。另有一個復興社分子金在冶,任職第八戰區司令部少將專員。他經常來青海了解少數民族特別是哈薩克族的情況,引起馬步芳的注意。金身材瘦小,馬對人說:“要留神這個鬼頭鬼腦的小人。”金感到困難重重,一去不復返了。馬步芳部隊擴編為第四十集團軍之后,接近白崇禧的安舜任參謀長。我和他早有認識,也是有“以回幫回”的想法。但馬步芳對他采取恭而敬之、避而遠之的措施。安牢騷滿腹,某次在司令部叫嚷“小事不讓我知道,大事還不讓我知道么?”有一次他從重慶歸來,帶有蔣介石致馬步芳的一封親筆信,更引起了馬步芳的戒備,對安益加防范,處處疏遠。馬步芳政治地位的步步上升,白崇禧起了很大作用,馬也感激不盡,有時雖遭到白對他的訓斥,也是敢怒而不敢言,馬深信白為壯大勢力,是不會摒棄他的。這種彼此內心的密切聯系,勾成了白、馬是站在一條戰線上的。可是蔣介石對馬步芳另有看法,馬也是時時憂慮,提心吊膽的。蔣介石囑托馬步芳重用安舜的這封信,反而無形中加速了馬步芳對安的排斥。隨之對安不聞不問,任其自生自滅。馬步芳的部屬嗅覺極其靈敏,誰都不敢再接近安,安陷于孤立,只好由樂家灣搬到城里暫住,以致窮到連自己用的軍馬也賣掉,他苦悶極了,常到我處來遛,就有人說安是朱家驊系的人。馬本來對朱家驊系并不在心,但這樣一來卻不能使他不忐忑不安。
  
  四
  
  談到我在青海時期的國民黨黨務活動,先從已往的情況說起。過去的所謂征集黨員,只是一紙命令,以學校為例,如中等學校的校長、教員和學生,基本上都是黨員,可是黨和黨員的關系,只能說漠不相關,毫無聯系。區分部的組織雖有,但很少開過會議。政府機關也有國民黨的各級組織,更是徒具其名而無其實。就是省黨部本身來說,也不重視黨的會議。省執監委員當作官做,干部當作吃飯碗,猶如一處普通的衙門。至于繳納黨費,僅僅是個紙上空談。凡是軍政等等機關人員任職,按規定必須具有國民黨籍,于是填一表格,就算入黨。
  
  省黨部處理黨務,對上級下達的重要文件,往下一轉,不重要的例行公文就擱置。只是每周規定的“總理紀念周”仿佛宗教儀式般照例舉行,只有在這一點上才看出一些黨的氣氛。省政府每周也舉行擴大紀念周,那是召集所屬直隸單位的職員,傳達或宣布政令。我起初到職后,很想振作一番,可是各方面阻力很大,這種想法便沖淡了。我又有自己的個人抱負,一心打算倒在馬步芳的一邊,這就必須以馬首是瞻,叫我做啥我就做啥,什么是黨務,倒不關心。這樣一來,果然一帆順風、得心應手,馬步芳經常把我當做座上客了。每逢舉行擴大紀念周,或節日紀念會、慶祝會,馬步芳以黨、政、軍領導身份主持。他自己從來不在會上講話,只把準備的講稿由省政府秘書長宣讀。以后改由我宣讀,并在事前讓我根據他的意圖,擬定稿件,久而久之,這些事成了我的專差。別人說我能取得這種優越待遇,是很難得的,已往擔任省黨部書記長的,只是靜悄悄地站在馬步芳的后面,現在我能在群眾大會上出頭露面,并且成為馬步芳發號施令的代言人,真是了不起的。每逢宴會,常常應邀坐在較高的席位,使人們都很驚奇。中央派來的大員或貴賓到青,大半指定我去招待,別人是不能到前面去。其實省政府的委員廳長們,不愿在這些事情上和我爭上下。因為這些差事是可怕的,一旦會上念錯了講稿,或是接待中說錯了話,如何擔當得起?所以,在這些場合里,別人不但不爭,反而會催促我去干。一時有人嘲笑我說:“開會當主席,赴宴坐首席,吃席不還席。”當然我在黨務上無能為力,也就逢應馬步芳的許多措施,自己乘機活躍起來了。因此省黨部的聲譽也就提高了一步。馬步芳為摹仿廣西李、白而大搞“六大中心工作”(編組保甲、訓練壯丁、推廣識字、修筑公路、厲行禁煙,積極造林),我就相應地辦“民眾識字班”,協助政府植樹造林。還設“毛織物傳習所”,集合一些家庭婦女,學習編織工藝。又設立了“商民訓練班”。我也擔任“地方行政干部訓練班”的《歷史》和《公民》課的教官。我的行動,總算是與馬步芳合在一起了。從這時起,我在青海政治活動中邁開了腳步。有次湟川中學發生了風潮,學生竟將訓育人員捆起來,王文俊一怒之下,向馬步芳匯報了,馬立即派省會警察局逮捕了學生十五、六人,一時喧嚷說抓住了共產黨人,情況緊急。王對被捕學生非常擔心,慌了手腳,后悔不該魯莽從事,立即找我商量營救的方法。這件事在當時是件重大事,如真的把這些學生當做共產黨人看待,后果是不堪設想的。結果我只好受王的委托,憂心重重硬著頭皮去見馬步芳。機會還好,正趕上馬步芳高興的時候,談起湟川中學的風潮,馬很氣惱地說:“居然鬧到這里來了。”我就這樣回答說:“學校鬧風潮是常事,我們回教促進會辦的學校不鬧風潮,不是很好么。湟川中學的風潮,我們何必管。管了反落了壓迫青年的惡名,實在不值得。”他認為我替他著想,很以為然。就通知警察局釋放了被捕學生。第二天,十幾個學生到我處來致謝,我勸他們要安心求學,不能再鬧了。其時省政府秘書長陳顯榮勢力煊赫。陳是循化人,小心謹慎,絕對服從,是馬步芳一手提拔,認為最可靠的親信人。可是陳心胸狹隘,不能容人,為了奉承馬步芳的意旨,損害和得罪了不少人,樹立的冤家很多。其時,馬繼援為首的少壯派,為向黨政方面發展,勢必走上倒陳的一途。馬紹武為向馬步芳與陳爭寵,暗地里招納反陳的人,向陳攻擊。馬步芳聽到對陳的風言風語,并未置信,始終認為陳是忠于自己的,更加信賴。馬紹武極度恐慌,覺得不打倒陳顯榮,必然使自己的政治地位垮臺。省政府內部出現了劍拔弩張的情況。財政廳長馬丕烈不愿陷到火坑里去,辭職回臨夏家鄉。馬繼援的代理人青海田賦糧食管理處處長冶成榮,為了給馬繼援打天下,把打擊目標集中在陳顯榮身上,不謀而合地與馬紹武采取一致行動。馬紹武正在窘促的時候,有了冶成榮一系生力軍的沖鋒陷陣,形勢大變。馬步芳為馬繼援著想,將陳顯榮調為財政廳長,不久又由冶成榮接替。陳顯榮失敗后,退居家園。這時,不但西寧和各縣的人們將陳罵成一片,就連蒙藏王公千百戶,也毫不顧忌地公開責斥陳的惡跡。朱家驊系和復興社在這一矛盾中,深恨陳顯榮曾對朱系和復興社打擊中傷,但都無力報復,樂得坐山觀虎斗。不過朱家驊系中的我,是個回族,對地方系少壯派冶成榮表示了很大的同情,積極支持。這也是我個人的行為,不能說是朱家驊系的活動。
  
  朱家驊系在青海活動的飽和點,是朱家驊本人曾到青海的那一次。這次朱、馬幾度傾談,奠定了政治上的相互關聯。當然他不是突然來的,我從中先作了一番拉攏,再經過朱、馬不斷書信往返,互相標榜,醞釀成熟。當朱到青海時,受到馬步芳的熱烈歡迎,黨政軍頭頭郊迎十里,馬步芳本人也出郊迎接。歡迎會上由我代表馬步芳致歡迎詞,朱感到十分滿意。之后,蔣介石來青視察,馬步芳小心侍候。他和馬步青親自警衛,街道擺滿花盆,十分隆重。某日深夜的時候,蔣把我叫到省政府二堂。我見蔣時,他態度極為嚴肅,向我問青海各方面的情況,我一一替馬步芳效勞,夸大青海實施六大中心工作的成績。蔣隨之勉勵我在青海安心工作。在旁的有關人員,聽了我向蔣吹噓馬步芳,便去向馬匯報,更加使馬步芳引我為知交,一再表示好感。也就是這個時候,我難免被CC系進一步地嫉視。
  
  五
  
  國民黨在青海的派系CC系、復興社、朱家驊系,雖是爾虞我詐,縱橫捭闔,但后來為新興的地方系少壯派所壓倒。少壯派的核心是以馬步芳獨子馬繼援為首的昆侖中學系(簡稱昆中系)。這一派是以回族青年骨干分子為基礎,結合地方上的其他勢力,形成了一個后起龐大政治組織,氣勢煊赫。它的重點是以軍隊為主體,進而向黨政方面發展,是馬繼援政治資本的重要工具之一。昆侖中學原名青海回族教育促進會會立初級中學,不久升為高級中學,簡稱“回中”。陳立夫是最典型的大漢族主義者,一味否認國內各民族的地位,尤其對回族成見更深。看到馬步芳在回中講文講武地培植實力,他如何放得過。陳適任教育部部長,為抑制馬步芳利用回族中學培養實力,先從觀念上改變起見,乘白崇禧來青,通過白讓馬步芳改換校名。馬極為不滿,又不好駁回白的建議,便召集高級人員商議,當時提出不少名稱。省政府秘書長陳顯榮以西寧的舊稱是西平,主張用“西平”字樣,馬步芳便忿然說:“西平,西平,還要平老回回么?”我想馬步芳的民族性很強,要是馬鴻逵,早就不費周折。因馬鴻逵是一心迎向國民黨中央意旨,一再申明自己是漢人信教。后來我提出改為昆侖中學,便得到馬的贊成,這個學校就由回中改為昆侖中學,昆侖中學雖不以回族命名,實質上是馬步芳培養回族青年的大本營。1943年,馬步芳的長兄馬步青由甘肅河西調防青海,任柴達木屯墾督辦,但他倆在政治軍事上不斷發生矛盾,馬步青以處于馬步芳控制之下,無聊已極,伙同西寧商會會長趙墨林和阿訇楊大師傅販賣鴉片煙。那時青海的商務都被馬步芳一手壟斷,既使馬步青是個親長兄,也不能染指。馬步芳對這件事非常憤怒,就將趙墨林、楊大師傅抓起來,并下令挨家挨戶搜查鴉片煙和煙具,鬧得滿城風雨,人人不安。馬步芳在會議上談起這件事,怒容滿面,言語激動。與會人士啞口無言,都為趙、楊焦急。按照已往情況,當馬步芳對某個人盛怒之下,別人不能求情。如果這樣做,那個人就會提前保不住生命。會議散了,趙、楊的好友馬騰云立即找我說:“主席(馬步芳)當客人看待你,我們不敢說話,無論如何為難,總請你營救一下。”我被催促不過,就到省政府向馬步芳進言:“青海是一個以不種煙、禁吸煙而著名全國的省份。趙墨森等人的販煙,是很不光彩,但萬不能傳到外省去,以損害我們的聲名。”他認為很有道理,就問采取什么方法處理?我為化大事為小事,建議設立一個煙民戒煙所,把趙等留在所里,并制定煙民戒煙的辦法,限期肅清市面上的販煙、吸煙,保持我省厲行禁煙的名譽。馬步芳隨之叫我在省黨部去辦,趙、楊兩人就因此而開釋,化兇為吉。這樣一來,社會上就夸大說我是馬步芳最信任的人。可是CC系馬紹武借此唆使黨羽,到處造謠,說我接受了趙、楊的賄賂,其實我與他們沒有聯系。1944年國民黨中央以抗日為號召,舉辦知識青年從軍,按規定,馬步芳兼任青海省知識青年從軍征集委員會總隊長,我和王文俊兼任副總隊長。青海知識青年立即響應從軍,踴躍報名,盛極一時。馬步芳向來認為拔兵是一件難事,現在居然大批學生自動應征,出他意外。馬紹武就乘機散布說我“有野心,白崇禧、朱家驊是后臺。”還對征集青年軍一事,說我和王文俊擴充勢力。
  
  這樣今天說,明天又說,不由得馬不疑惑,果然馬步芳開始對我改變了態度。那時不能說馬紹武一味排斥我,有次他還利用宗教情感來拉攏說:“我們總是談不到一起,存在著差異,何妨你還是改換個‘門宦’(系伊斯蘭教派之一的稱號吧”)。意思是叫我脫離朱家驊系,加入CC系。我就斷然拒絕說:“不必談這些問題,還是各行其是好。”這就更加激起了馬紹武的對立。在CC系馬紹武包圍馬步芳、矢志攻擊我的情況下,平素相熟的許多人也和我疏遠,不敢再接近。果然,跡象完全暴露出來了,過去能出席的許多會議不讓我參加了,馬步芳和我見面時,也不像已往那么自然,情況越來越不順利,我深深后悔不該到青海來工作。恰恰事不湊巧,朱家驊離開中央組織部改任了教育部部長,陳立夫繼任組織部部長,這就從根本上使朱家驊系在青海不能立足。馬紹武指揮CC系分子,無孔不入地猛打窮追,朱家驊系在青海頓時孤立。三青團中央團部發表我為青海支團部干事會干事,我參加就職典禮。馬紹武又進饞言,馬步芳便惱怒了,環境更加險惡。不久,陳立夫派CC系骨干劉真如來青活動,就在省黨部舉行的一次代表大會上,在馬步芳的默契下,由馬紹武一手擺布,而我雖是一個書記長,卻只作壁上觀。結果朱家驊系的我和王文俊及李燕云都落選了。
  
  我們既已落選,本應立刻離開青海,也有些人不讓我走,但不走已不可能,幾次去見馬步芳告辭,他都避不見面。我向省政府秘書長馬驥表示堅決離青,過了幾天,馬步芳派財政廳廳長冶成榮陪送我到蘭州,自是結束了我在青海的一段黨政生活。王文俊、李燕云以及原春輝和窮極無聊的安舜,也先后離開青海了。后來聽說馬步芳對朱家驊系的離青,認為是失了著。本來他對國民黨中央是采取多路線的,由于朱家驊系、復興社的不能立足,卻成了單線的CC系,是很不合適的。可是無獨有偶,CC系馬紹武一派,終于在地方系少壯派冶成榮等人的攻擊下,在黨務和政治上都讓位于少壯派。CC系在青海的活動名存實亡,已無能為力了。我們回到重慶后,王文俊和我去見朱家驊,朱安尉說:“你們在一段時間里還是有成績的。”白崇禧聽到安舜離開青海,失掉了一著棋子,氣憤地說:“我幫了他(指馬步芳),他倒對我過不去了。”事實上馬步芳是笑罵由你,事情我自為之而已。(1980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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